谁知道中国近代建筑的民族形式？ 古建筑结构

 

    （一）分期标准

    

    众所周知，建筑是实用功能的技术产品，也是具有民族和时代特征的艺术产品。建筑的民族形式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中外古今概莫能外。功能和技术的急剧变化，无疑会给建筑形式以极大的冲击，“近代建筑”这个概念首先指的就是伴随着十八、九世纪以来工业生产而出现的新形式建筑。“近代”既是一个绝对的时间标准，更是一个区别于古代建筑的形式标准。

    古代建筑的形式是和当时的功能要求与技术水平密切契合的，影响形式的社会人文因素往往就凭借着当时的功能和技术表现出来，甚至使功能和技术服从社会人文的因素。而近代建筑的形式却和它的功能、技术若即若离，有时契合得比较密切，有时又相距很大。在古代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功能、技术与形式的矛盾，在近代则成了一个最敏感的问题，所有创作方面的和理论方面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形式问题上，近代建筑的主要问题就是建筑形式的问题，而其中争论最大的又是在新的功能要求和现代技术条件下，要不要和能不能存在民族形式，以及什么 是民族形式的问题。

    中国大约在十九世纪中叶进入近代建筑期。按照中国历史学界的一致观点，以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在世界帝国主义侵略的刺激下开始了近代工业生产，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由此进入近代历史时期。随之，建筑也有了新的功能要求，输入了西方先进的建筑技术，带来了西方的近代建筑形式。从此中国传统建筑遇到了新的挑战，出现在新功能、新技术条件下如何保持和发展民族形式的新课题。所以把中国近代建筑的开始定在十九世纪中叶是合适的。中国历史学界将1919年的“五四运动”定为近代中国的下限，但这个社会史的阶段界线显然不能反映建筑的实际，因此中国建筑史的研究者将近代建筑的下限定在1949年，即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一般地探讨建筑的社会性来说，把这一影响中国建筑发展方向的重大历史变革定成分界线是可以；但从特殊的阐述建筑形式，尤其是阐述中西建筑形式的交融汇合这个问题来说，显然这一分界线并没有实际意义。本文认为，应当以建筑下乡本身呈现的特征为分期的唯一标准。建筑包含着多种现象，每一种现象都可以有自己的分期标准。建筑形式也有自己的发展脉络，就民族形式来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本质的改变，所以，也就还没有下限，即现在的中国建筑仍然属于近代建筑的发展阶段。

    （二）民族形式——概念

    中国传统建筑在商朝（公元前16-11世纪）已初步形成自己的体系，周朝至秦朝（公元前10—1世纪）这个体系基本定型，以后约两千年间，虽然有些变化，也融合了不少外来因素，但基本形势没有大的改变。它的主要特点是：①重视建筑与环境的协调；②群体组合胜过单体造型；③单体建筑规格化、标准化；④曲线大屋顶是建筑造型的主要部分；⑤色彩绚丽；⑥山水植物与建筑组合成自然式的园林；⑦追求象征涵义。这些形式特征是和当时的功能、技术条件密切契合的，审美观念是单一的，古代中国人从来没有对自己的建筑形式提出疑问，从来没有民族形式和非民族形式的问题。

    由于中国近代建筑是伴随着外国侵略势力出现的，新功能、新技术来势急促，与旧形式之间缺乏一个正常的交融汇合的过程，因此上述那些传统的形式特征显然遇到了尖锐的挑战：原来协调的城市乡村环境中硬插入了异国情调的教堂、学校、办公楼；以表现单体造型为主的欧美建筑与传统的空间构图观念格格不入；而单体建筑的造型手法又与传统建筑的相距甚远；以木结构为先决条件的曲线屋顶，绚丽的色彩，和新结构新材料一时也很难结合。但同时，牢固的民族审美观念却无时不在顽强的表现自己。传统的形式先是在工匠创作的近代建筑中有所体现，后来就变成了建筑师自觉地追求和业主的建设要求，民族形式逐渐成为近代建筑创作的新命题。

    曾有人认为民族形式是建筑发展中的落后现象，提倡民族形式是复古，是历史开倒车。本文不能苟同这种论调。道理很简单，正是因为承认新功能新技术是建筑发展的前途，承认形势必须满足心功能，运用新技术，因此才提出来可不可以能不能够保存传统形式的命题；如果一切提倡复古，形势与功能、技术本来就设有矛盾，怎能还有民族形式的命题存在？事实也是这样，从上世纪中叶到现在，无论是匠师还是建筑师，在探索民族形式的道路上尽管有过失败，走的曲折，但却并没有因此阻碍了建筑的功能和技术日新月异；从全面发挥建筑形象的社会功能来看，倒是增添了许多可贵的内容，证明建筑形式的创作道路异常开阔。今天，中国又兴起了重新认识民族传统，创造新的民族形式的潮流，正说明这一新命题具有茁壮的生命力。

    （三）现实意义

    艺术风格的发展史证明，一切新形式都由旧形式脱胎而来，不继承旧形式就不能创造有生命力的新形势，也不能取代失去生命力的旧形式。中国近代建筑的民族形式，从一开始就立足于如何继承旧形式，改造旧形式，最终以新形式取代旧形式，民族形式的主流并不是怀念过去，而是着眼未来。

    在旧功能、旧技术基础上形成的旧形式，不适应新功能、新技术显然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同时即使是旧形式本身，在十八世纪晚期以后，也出现没落的危机，总的倾向是只注重表现单体建筑高大华丽，忽视了群体序列的空间艺术效果；单体建筑又只是追求大面积的华贵装饰，而不注重造型的构图规则；装饰则过分繁琐，工艺水平大大下降。这种不良倾向是和中国传统的艺术风格背道而驰的。自十八世纪中叶（清朝乾隆时期）以后，中国的建筑数量并不减少，但却没有一处能和前朝比美如果不加以彻底改造，传统形式也是没有出路了。

    旧建筑处于没落危机的胁迫下，又开始了近代建筑的新时期。这样，民族形式的命题就不仅负担着如何使传统形式适应新功能、新技术，同时也负担着如何改造旧形式，使它重新萌发健康生命的重任。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很不平衡。许多大城市已经逐步成为世界性的现代都会，城市建筑面临着世界近代建筑必须解决的问题；而在中小城镇广大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却仍然是传统建筑体系占着绝对优势，面临着如何改造、更新旧建筑的问题。因此，民族形式的命题在大城市中负担的使命是如何改造旧形式使之适应新功能、新技术；而在其他地区则要着重解决如何使旧形式重新焕发青春的问题。因此，在农村人口仍占绝对多数，许多地方仍在使用传统技术建造房屋的当代中国，民族形式所负担着的两个任务，仍然都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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