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古建筑中足材高与铺作高的相关关系 北京古建四合院

仿古建筑中足材高与铺作高的相关关系

 

 

    ①由铺作增大室内空间

    建筑的要义，在于空间的创造，尤其是室内空间的创造，尤其是室内空间的创造，人们在既有的材料与技术条件下，总是力图创造出更大更高的室内空间，以满足生活的、政治的、宗教的与精神的种种需要，而在与木结构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古代建筑中，自然生成树木的尺度，往往不能满足人们对于室内空间体量的追求，使用斗栱铺作，正是为了弥补自然木材在尺度上的局限，加大结构的高度与跨度，以取得理想的室内空间，唐宋建筑按结构可大略分为殿堂两种形式，殿堂结构按柱，铺作、屋盖三部分，水平划分结构层次，故其内外槽柱同高，靠铺作取得较高的铺作空间；厅堂结构则按横架竖直划分结构层次，其内柱一般都随榑生起，室内空间的高下，主要靠升起的内柱控制，铺作仅仅起到调节檐步高度与联结内外柱的作用。

    由此看来，厅堂似乎是一种较早的结构形式，因为用高起的内柱取得适当的室内空间，毕竟简单容易一些，半坡遗址中在半地穴的中部，往往有一个或几个柱洞，就是这种用内柱直接承受屋顶重量并控制室内高度的结构观念的雏形形式的遗迹，但原本的高度却是有限的，因此在这种结构中，室内高度与建筑体量也受到了局限，为了利用即有的材料，最大限度的取得雄大的建筑体量与高爽的室内空间，就要最大限度的利用原木的高度，于是人们创造了内外槽柱同高，以铺作加大室内空间高度的殿堂结构形式，这样可以充分利用木材的高度，取得 较理想的室内空间，为防止因檐柱过高而造成立面比例与尺寸的不协调，同时，也为防止柱身过高，屋顶过大造成的结构上的不稳定，大型的殿堂建筑，又多周匝副阶，以尺度适宜、比例恰当的副阶檐柱，与立面构图中的水平划分，造成既壮丽宏大，又适度宜人的单层重檐大殿。

    宋代已降，随着建筑材料与结构技术的发展，人们已经能够用较小的木材，尤其到了清代，用较小的木材拼接成人门所需要的巨大木材，在技术上已纯然成熟，创造室内空间时所需要的柱楹尺度，已不再完全受自然木材的局限，所以依靠巨大的斗栱铺作层增大室内空间的作法，也就逐渐变得不是那么十分必要了，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宋元以后，斗栱尺度开始变小，到了清代，斗栱体系更出现了大幅度的衰退，仅斗栱的尺寸变得很小，斗栱的结构作用也变得不很重要，似乎成为一种纯粹性的装饰的符号。

    

     ②由外檐铺作调节建筑立面比例

 

    唐宋建筑的立面比例，有一定规律性，关于这一点，拙稿《福州华林寺大殿》一文中曾经作了一些分析，拟另撰文加以详细的讨论，在造成建筑立面的规律性中，铺作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们知道，唐宋建筑中的“材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建筑物的用材等级与建筑物的规模大小和开关多少有关，《营造法式》卷四中，对不同材等与不同开间的对应关系作了详细的说明，明确规定“材有八等，度屋之大小因而用之”，实例多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营造法式》对铺作的铺数与建筑的开间数之间的关系，却未作明确的规定，这是否是一个疏忽呢？由实例来看，显然不是，可能的回答是，在一般情况下，建筑规模的大小和开间的多少，与所用斗栱的铺数没有直接的关系，以现存唐宋建筑遗构为例，如同为九间殿，亦同用一等材的辽宁义县奉国寺大殿与山西大同华严寺大殿，铺数却分为七铺作与五铺作，同为七间殿，亦同用二等材的山西朔县崇福寺弥陀殿与山西大同善化寺大殿，铺作也有七铺作与五铺作之分；五间殿中，，河北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山西大同善化寺三圣殿与山西平遥文庙大成殿，虽然均用二等材，铺作的铺数却分别为五铺作、六铺作与七铺作；三间殿的遗构中，则包括了七铺作、六铺作、五铺作、四铺作，乃至斗口跳等各种情况。而《营造法式》中规定用最小材等的殿内藻井及小亭榭，等室内装修部分，铺数的使用就更加多样，如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内壁藏用五铺作与六铺作，山西应县净土寺大殿内藻井用七铺作，而河北正定隆兴寺转轮藏殿的转轮，甚至用到了八铺作。显然，从中很难找出铺作的铺数与建筑物的规模大小及开间多少的相互关系。

    正因为外檐铺作铺数的使用，如此缺乏规律，我们却可以由此得出一个推断，即外檐铺作是调节檐部的高度，创造恰当的建筑立面比例的一种手段，铺数的多少主要由所使用的材分等级与立面比例中所需要的铺作高度来决定。

    拙论《根号2与唐宋建筑檐柱关系》一文中，曾提出唐宋建筑中，橑檐方上皮标高与檐柱柱顶标高之间，存在着根号2倍的比例关系的推论，这一推论是有相当的实例作为依据的，依照这一推论，则正常情况下，铺作的高度（由栌斗底至橑檐方上皮），应当等于檐柱高度的0.414左右。

    一般情况下，檐柱的高度并不依开间的多少而定，因为人们不会将一根自然生成的木材，生硬地截短，也无法自由地加长，以满足某一规定的高度，可以推测，人们多是因材制宜的，实例中开间相同，而檐柱高度特异的例证比比皆是，如同是九开间殿，奉国寺大殿檐柱高5.95米，华严寺大殿檐柱高7.24米，同是五间殿，广济寺三大士殿檐柱高4.38米。。善化寺三圣殿檐柱高6.18米等等，但是如前所述，组成铺作的栱断面高度，即材高，却与开间数有着密切的关系，开间相同者，一般情况下，所用材等也相同。而在开间相同的情况下，若檐柱高度不同，所要求的铺作高度也就不同，相同的材等，既相同的栱断面高度，要满足不同高度的檐柱对于不同的铺作高度的要求，就只有依靠铺数多少的变化来调节了。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推论，即外檐铺作的重要作用之一，是通过由铺数多少的灵活变化所造成的铺作高度的可变性与适应性，以满足各种不同高度的檐柱所要求的檐部高度，求得适宜的建筑立面比例。

    《营造法式》中对建筑所用铺作铺数的规定偶有涉及，即在一座多层或重檐建筑中，不同部位的铺作铺数应有所不同，如楼阁建筑的外檐铺作，上层比下层减一铺，副阶或缠腰的铺作，不得超过殿身的铺作，或比殿身减一铺，平座铺作比平座上建筑的铺作减一铺等，这些规定，都是就一座建筑的不同部位的铺作相对而言的，并没有的给定一个确定的数，与我们前面所作的推论并不矛盾，由此还可以推知，一座多层或重檐建筑立面各部比例的权衡，也是由铺作铺数的增减来调节。

  

 

   足材高与铺作高的相关关系

 

    既然，檐柱高度一经确定，立面比例所需要的相应铺作高度也可以确定；同时，建筑开间一经确定；相应材等的栱断面高度也随之确定，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根据已知的材高与所需的铺作高，确定所使用的铺作数与铺作形式了。

    可以设想，古代工匠在确定这两者关系时，是依靠材契来推算的，设若五铺作出双抄，高约*材*契，五铺作单杪单昂，高约*材*契等等，用这种方法，工匠们可以由已知材高与所需铺作高，很容易的确定一座建筑所需要的铺作数与铺作形式。

    从另一方面讲，当铺作数与铺作形式一经确定，则材高与铺作高度之间的关系，也就比较确定了，用现代术语说，就是材高与铺作高之间存在着线性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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